改革开放以来，广东凭借港澳及海外华侨的投资，实现了经济腾飞，成为“华侨回乡投资”的典范。相比之下，同样拥有大量海外移民的东北三省，在“振兴东北”战略推行二三十年后，却鲜见海外东北人规模性回乡投资兴办实业的景象。这一现象背后，是历史、经济、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。
从移民历史和动机来看，东北海外移民与广东华侨存在结构性差异。广东华侨多源于近代下南洋谋生，与家乡保持着紧密的血缘和地缘纽带，改革开放后回乡投资带有明显的“寻根”与反哺色彩。而东北海外移民潮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后，多以留学、务工、家庭团聚等形式迁居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等地，移民动机更多基于个人发展或生活选择，与家乡的经济联系相对松散，投资意愿往往更趋理性化、市场化。
区域经济环境和产业基础是影响投资决策的关键。广东地处沿海，改革开放初期便享有政策红利，逐步形成以制造业、外贸为核心的产业链和开放市场，为华侨投资提供了成熟的营商环境和回报预期。反观东北，虽拥有重工业基础，但长期面临产业结构单一、市场化程度不足、营商环境待优化等挑战，加之人口外流、消费市场收缩，可能削弱了海外东北人对回乡投资实业的信心。尤其实业投资周期长、风险高，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法治健全、配套完善、增长潜力明确的地区。
资本流动的全球逻辑也在发挥作用。海外东北人的投资行为并不必然绑定“家乡”。在全球资本配置中，他们更可能遵循市场规律，将资金投向北美、澳洲或中国沿海等高回报地区。即便关注中国机会，也可能优先选择长三角、珠三角等经济活力更强的区域，而非地理意义上的“根源地”。这种“资本无乡愁”的现象，体现了现代移民经济理性的另一面。
政策引导与情感联结的力度差异也不容忽视。广东早年通过侨乡文化宣传、专项招商政策、侨务网络建设等，积极构建情感与利益双纽带。东北在“振兴”过程中，虽有一定招商引资举措，但针对海外东北人的系统性联络、激励平台和产业对接机制尚显薄弱，未能充分激活潜在的投资热情。
这并非意味着东北缺乏机遇或海外东北人全无返乡投资。随着东北在冰雪旅游、现代农业、新能源等领域的特色发展，以及营商环境改善的呼声日高，部分海外东北人已开始以技术、咨询或小额投资等方式参与家乡建设。若东北能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、打造优势产业集群、强化与海外移民社区的互动，或许能逐步吸引更多“东北老乡”带着资本与经验回归，为振兴注入新活力。
东北华侨投资现象不显著，是历史路径、经济现实与全球资本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破解此题，需超越“情感呼唤”，更着力于构建一个法治、开放、有竞争力的投资生态系统，让家乡真正成为值得奔赴的“机会之地”。
